潘秋静 |日本少子化50年: 1.14生育率背后的“被迫理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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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编者按】赵全胜 （【海外看世界】主编）：

自近代以来日本一直是国人重点关注的对象。那么，在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下，日本又在向哪个方向变呢？为此我们邀请了来自美国、日本、中国大陆以及台港地区的38位学者就以下五个方面展开讨论：

· 日本政治外交篇

· 中日关系篇

· 日本经济篇

· 日本社会篇

· 日本前景篇

2026年6月11日

潘秋静

日本山梨学院大学特任副教授

日本少子化50年：1.14生育率背后的“被迫理性”

38学者评【大变局下的日本】第22篇

日本经济篇 第6篇

日本国会审议育儿补贴、育儿支援金相关预算，对应异次元对策立法讨论新闻现场

近年来，日本少子化问题持续受到国际社会关注。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5年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2025年日本出生人口降至67.1万人，总和生育率跌至1.14，双双创下统计史上最低记录。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所需的生育率约为2.1。日本早已越过这条红线，进入人口持续萎缩的通道。从历史发展来看，日本并非一直面临少子化问题。战后日本曾经历两次“婴儿潮”：第一次出现在1947年至1949年，第二次出现在1971年至1974年。彼时经济高速增长，终身雇佣制度相对稳定，中产阶层不断扩大，人们对于未来普遍抱有乐观预期。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出生人口进入长期下降通道。2007年，日本首次出现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自然减少”，此后人口负增长逐渐加速。

图1 日本出生人口数和死亡人口数等推移表（1947～2025）

少子化，首先表现为“不结婚”和“晚结婚”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2025年公布的人口动态统计（参照表1），日本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1970年的26.9岁推迟到2024年的31.1岁，女性从24.2岁推迟近30岁,54年期间，男女初婚年龄分别延后了4.2岁和5.6岁。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平均年龄也由25岁左右提高到29.8岁。更关键的是，终身不婚的比例在飙升。男性50岁从未结婚的比例接近30%，女性接近20%。而在日本绝大多数新生儿仍出生在婚姻家庭，结婚推迟、不婚增加，出生人口自然持续走低。

表1. 平均初婚年龄推移表（夫/妻）

不是“价值观变了”，是“账算清楚了”

今天的少子化危机并非突然出现，而是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共同作用下长期累积形成的结果。

经济上，门槛在变高。日本长期经济低增长、非正式雇佣比例扩大以及住房和教育成本上升，提高了年轻人组建家庭的门槛。许多青年并非不希望结婚生育，而是在收入和职业前景不确定的情况下不断推迟人生规划。这不是"价值观堕落"，而是一种被迫的、不得已的“理性”选择。

社会文化上，负担在倾斜。日本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和参与劳动市场的程度不断提高，但家庭内部的育儿和家务责任依然主要由女性承担。当职业发展与家庭责任之间难以取得平衡时，婚姻和生育的机会成本便显著增加。

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中日差异。日本家庭在成年子女婚姻和生育问题上的干预相对有限。成年之后，子女通常被视为独立个体，其婚姻选择、生育计划乃至人生规划都应由本人决定。即使父母希望子女尽早结婚生育，也较少通过持续施压等方式影响其决定。这种尊重个人自主性的社会文化传统，一方面体现了现代社会对个体选择权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婚姻和生育更多成为个人成本与收益权衡后的结果，而较少受到家庭责任、代际期待或亲属规范的约束。与中国社会中仍然普遍存在的“催婚”“催生”现象相比，日本社会对于单身、晚婚乃至终身不婚的包容度相对更高。这种社会氛围虽然保障了个人自由，却也在客观上削弱了家庭对于婚育行为的推动作用。

一个被忽视的群体：高学历人才“理性”弃权

从高等教育研究和教育社会学的视角进一步观察，日本少子化还呈现出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趋势：高学历人才群体正在成为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日本大学教师、博士后研究人员以及青年学者普遍面临获得职业稳定的年龄不断后移的问题。获得博士学位后，许多人需要经历长期的任期制职位、博士后流动以及激烈的学术竞争，往往要到35岁甚至40岁以后才能获得相对稳定的教职。而这一阶段恰恰与婚育年龄高度重合。在学术界，“先获得稳定职位，再考虑结婚生育”已成为许多青年研究者的现实选择。然而，当稳定职位迟迟未能到来时，婚育窗口却在不断缩小，这是一种充满矛盾与无奈的现实困境。

对女性研究者而言，这种影响尤为明显。根据《第四次科学技术系专业人员男女共同参画实态调查》的结果，约四成女性研究者处于未婚状态，即使在35至50岁的年龄阶段，未婚比例仍超过三成。同时，约三分之二的女性研究者没有子女，在40多岁的群体中，平均子女数也不足1人。

这意味着什么？日本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人口再生产危机，也是一种人才再生产危机。

日本正在经历的不仅是人口再生产危机，也是一种人才再生产危机。当受教育程度最高、承担知识生产和创新责任的人群越来越难以完成家庭形成和代际延续时，少子化问题便超越了人口数量本身，而开始影响大学系统、科研创新以及未来社会的人力资本积累。这不是"读书读多了不想生"，而是制度设计让最该安心生育的群体，最不敢生育。

因此，日本年轻人并非突然失去了生育意愿。少子化的根源并不在于个人价值观的简单变化，而在于就业制度、家庭制度和教育制度之间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错位。非正式雇佣的扩大、学术职业的不稳定、育儿责任的女性单方承担等，这些制度性错位并未得到根本扭转。这个困境，日本自身仍在求解。从1994年的"天使计划"（《关于未来支持育儿措施的基本方向（1995—1999年）》是日本政府为提高生育率出台的第一项措施）到2023年的"异次元少子化对策"，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财政资源，但效果始终有限。所谓"异次元"，更多是预算规模的翻倍，而非政策逻辑的创新，其核心仍是补贴、保育服务、工作方式改革老三样。这些政策往往停留在"鼓励生育"的层面，却未能触及让年轻人"敢于规划未来"的结构性问题。

1.14的生育率，不是 日本人“想通了”，而是 “算明白了”。在不确定性的账本上，生育这笔账，暂时还不敢下笔。日本的经验同时提醒我们：真正需要解决的，或许不是如何"鼓励"人们生育，而是如何建立一个让年轻人能够安心规划未来、兼顾职业发展与家庭生活的社会环境。毕竟，当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时，婚姻和生育往往会成为人生规划的自然组成部分；而当不确定性成为常态时，即使拥有生育意愿，也未必能够转化为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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